国际神州网 立足中国 面向世界 致力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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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神州网,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致力宣传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价值观）。宣传中华民族各界精英人士，宣传世界各行各业亮点热点，宣传世界和平发展。如政治，经济，企业，文化，人物，各国民族，姓氏，环境等等。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价值观）经典理论、靓丽观点 前程似锦
全球190多个国家、约70亿人口，我们因何而紧密相连、为何不该一意孤行，未来又将走向何方？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给出的“中国答案”。
从国与国双边的命运共同体，到区域内的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年多时间里，国家主席习近平60多次谈及“命运共同体”，深入思考事关人类命运的宏大课题，展现出中国领导人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博大胸襟和历史担当。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始终不变的“天下”情怀。从“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之道，再到“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判断……同外界其他行为体命运与共的和谐理念，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新时期，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关于命运共同体的传统理念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领导人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而贡献的“中国方案”。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经济全球化让“地球村”越来越小，社会信息化让世界越来越平。不同国家和地区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之间，过时的零和思维必须摒弃，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从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到不断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到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再到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从抗击埃博拉病毒到也门撤侨行动，再到尼泊尔强震救援……中国不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更敞开胸怀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快车”、共享发展机遇，以实际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
有人将地球比作一艘大船，190多个国家就是这艘大船的一个个船舱。世界各国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承载着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地球号”才能乘风破浪，平稳前行。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价值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背景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一个世界，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1]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但也面临诸多共同挑战 [4] 。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与此同时，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已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历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名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 这场演讲，被称为突破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 。
早在2013年3月，他在访问坦桑尼亚时谈到：“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四个坚持”：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2017年12月9日，“汉语盘点2017”活动年度候选字词正式出炉，“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围；12月21日，当选“汉语盘点2017”年度国际词。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从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类福祉出发,我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同有关各方多次深入交换意见。我高兴地看到,这一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欢迎和认同,并被写进了联合国重要文件。我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2018年7月26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金砖会晤上畅想金砖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宏阔蓝图：“共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光明的未来 。
2018年10月25日，在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向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各国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和决心。
2018年12月3日，“命运共同体”被《咬文嚼字》公布为2018十大流行语。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时指出：“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着眼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向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年1月1日，出版的今年第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
国际权力观
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为争夺国际权力发生了数不清的战争与冲突。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技术、信息、人员跨国流动，国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一国经济目标能否实现与别国的经济波动有重大关联。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形成了一种利益纽带，要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维护这种纽带，即现存的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未必要像过去那样通过战争等极端手段来实现，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各国可以通过国际体系和机制来维持、规范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维护共同利益。
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国际社会发生的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事件，使相互依存现象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发生的危机通过全球化机制的传导，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危及国际社会整体。面对这些危机，国际社会只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把握其宏观经济政策以帮助东盟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出现，都是国家之间在相互依存中通过国际机制建设应对国际危机的例证。可以设想，如果国家之间互不合作、以邻为壑、危机外嫁，这些危机完全可能像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危机一样，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
共同利益观
“共同利益”的概念并非从来就有。欧洲君主制时期，国家利益就是君主个人或家族的利益。进入20世纪，国际社会的利益关系曾被描述为一种排他的零和关系，因此利益争夺引发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瞬间万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全球利益链中断。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出现问题，则饥民将大规模涌向别国，交通工具的进步为难民潮的流动提供了可能，而人道理念的进步又使拒难民于国门之外面临很大道义压力。互联网把各国空前紧密地连在一起，在世界任何一点发动网络攻击，看似无声无息，但给对象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却有可能不亚于一场战争。气候变化带来的冰川融化、降水失调、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不仅给小岛国带来灭顶之灾，也将给世界数十个沿海发达城市造成极大危害。资源能源短缺涉及到人类文明能否延续，环境污染导致怪病多发并跨境流行。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任何国家要想自己发展，必须让别人发展；要想自己安全，必须让别人安全；要想自己活得好，必须让别人活得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共同利益也有了新的认识。既然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村”中，那么各国公民同时也就是地球公民，全球的利益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利益，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服务了自身利益。
可持续发展观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接踵而至的环境污染和极端事故也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194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酸雾事件、20世纪50年代日本水俣事件、1984年印度博帕尔化学品泄漏事件等恶性环境污染事件，均造成大面积污染和大量民众伤病死亡。这些事故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1972年，以研究环境和发展问题著称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若世界按照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以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这个星球迟早将达到极限进而崩溃”，引起国际社会极大争论。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研讨会，会上首次有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3年，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该委员会1987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式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文件，被称为《地球宪章》。2002年，联合国又在南非召开“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2012年，各国首脑再次聚会里约热内卢，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峰会，重申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探讨在此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发表了《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
中国从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始就参加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历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制度建设、发展援助等方面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1994年中国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6年，可持续发展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里约峰会上指出，中国过去3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贫困人口减少2亿多，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中国用占全球不到10%的耕地和人均仅有世界平均水平28%的水资源，养活了占全球1/5的人口；过去6年中国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1%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5%左右。截至2011年底，中国已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约300亿元人民币债务，对38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了超过60%的产品零关税待遇，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000多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这些数据说明，可持续发展不仅已经从理念变成了中国政府的行动纲领和具体计划，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全球治理观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支持成立了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于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我们天涯成比邻》报告，其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一个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途径是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二十国集团，协调各国应对危机，使世界经济摆脱了陷入20世纪20—30年代全球大萧条的境地。国际上各种协调磋商机制非常活跃，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尽管全球治理仍存争议，比如怎样处理全球治理与主权独立的关系等。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可以推动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合理、“包容发展、权责共担”的方向发展，可以利用全球治理形成的倒逼机制促进中国国内改革，中国也可以从全球治理中获得更多的和平发展机遇，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发展又形成了有力的“正能量”。中国将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并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建设性参与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进程，积极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不断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十八大报告总结的外交工作新成就中，就包括了“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开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十八大报告还强调要积极参加多边事务，并特别提到要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观与全球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和谐世界观包括五个维度，即政治多极、经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续。政治多极的内涵是，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各大力量中心之间应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力量框架和多边的行为方式来处理世界事务。经济均衡的内涵是，只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获得共同发展，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因此解决发展问题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文化多样的内涵是保持文化多元，保持人类思维活力，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更多答案。安全互信的内涵是，安全是共同的，只有别人安全，自己才有安全，保障安全的有效手段不是冷战式的同盟加威慑，而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环境可续意味着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把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如果各国政治家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政治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一个更高程度的、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可以建成的。
国际 释义：
国际（International）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政治用语。它的直接意思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国际这个词是一个在近代产生的比较新的政治名词，如:某某国际机场等。
详细释义
国际，意思是在各国及其公民之间或中间；关于各国的交往；由两个或更多国家参加；两个或更多。
为了便于理解，可以参照人际。为了便于理解，请注意international是inter和national的合成词。inter的中文意译是“相互的，相互间的”，national的中文意译是国家的。
国际 政治名词
概念
杰里米·边沁与岩申·丁于1789年首次使用了国际这个词。今天这个词主要有以下三个意义：
国际 组织
1、涉及到多个国家或者其公民的事物，比如国际条约。
2、作为形容词国际也常用来表示超出一个国家的国界的事物，比如国际水域。
3、国际与超国家这两个词之间的边界不很清楚。比如欧洲联盟不是一个国际组织，而是一个超国家组织，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则是一个国际组织。
在时间里国际与“洲际”和“全球”等概念之间的差别逐渐减小。
另一个容易与国际混淆的概念是跨国。跨国是指一个同时在亚国家、国家和国际范畴内存在的事物，比如跨国公司或者跨国的民间组织等恐怖组织。
联合国 组织
1、政治类
欧盟、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阿拉伯议会联盟
阿盟、西欧联盟、拉丁美洲议会、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非盟、欧安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法语国家组织
东盟、里约集团、国际移民组织、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北约、桑戈委员会、亚洲议会和平协会、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华约、欧洲委员会、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
非洲议会联盟、非洲统一组织、各国议会联盟、维谢格拉德集团
政府间移民委员会、巴统、亚洲议会论坛、海湾合作委员会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大赦国际、国际刑警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
前政府首脑国际行动理事会、英联邦、国际刑事法院、加勒比国家联盟
南美洲国家联盟、社会党国际、核供应国集团、葡语国家共同体
中欧倡议国组织、不结盟运动、澳新美理事会、自由进步党国际
古阿姆民主与发展组织、巴黎俱乐部、七十七国集团、国际劳工组织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地中海联盟、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
2、国际 经济组织类
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
经合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
15国集团、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
20国集团、美洲开发银行、加勒比开发银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
24国集团、欧洲中央银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际展览局、南方共同市场、比荷卢经济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关贸总协定、安第斯共同体、太平洋岛国论坛、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
博鳌亚洲论坛、太平洋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世界旅游组织、东非共同体、西非经济货币联盟、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国际能源机构、拉美经济体系、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世界能源理事会、拉美一体化协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科托努协定
黑海经合组织、发展中八国集团、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南方银行、加勒比石油计划、国际标准化组织、泛美开发银行集团
3、国际 科技、文化、体育等专业类
世卫组织、第三世界科学院、世界民主青年联盟
国际足联、国际科学理事会、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
亚奥理事会、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国际奥委会、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交流发展计划
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世界盲人联盟、国际音乐理事会、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
世界厕所组织、国际世界语协会、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
国际新闻学会、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
国际大学协会、国际奥比斯组织、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
世界穆斯林大会、无国界医生组织、国际翻译家联盟
世界土著人理事会、国际新闻电影协会、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世界科技城市联盟、国际志愿服务协调委员会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世界休闲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世界医护人员联盟、国际反贪局联合会
国际捕鲸委员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非洲性别平等集团、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
国际 会议
·亚欧会议
·亚信会议
·东亚峰会
·国际反贪局联合会
·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社会论坛
·世界卫生大会
·世界妇女大会
·世界华商大会
·世界石油大会
·世界青年大会
·法非首脑会议
·裁军谈判会议
·亚洲合作对话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世界大城市首脑会议
·巴尔干国家首脑会议
·非洲－欧洲首脑会议
·联合国小岛屿国家会议
·八国集团首脑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东盟-中国（10+1）领导人会议
·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
·《东南欧稳定公约》首脑会议
·“古阿姆”首脑会议
·魏玛三角
·非洲大湖地区首脑会议
·北美安全与繁荣联盟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世界妇女峰会
·世界城市论坛
·金砖四国
神州 释义：
[shén zhōu]
神州，或称“赤县神州”“九州” ，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地理区划概念 。「赤县神州」一词最早出自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十二州」源自舜将九州改为十二州的传说。九州的范围东至东海，含辽东地区在内，北以戈壁大漠及燕山山脉作为汉民族地区与草原游牧民族地区的分界线。西以河西走廊，巴蜀与藏地相接，向南囊括岭南地区。古代九州的地理范围与古代汉族传统聚居地区重叠，称为「华夏九州」或「汉地九州」。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古今通论》：昆仑东南方五千里谓之神州，州中有和羹乡方三千里，五岳之域，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也；《文选·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记载：“土则神州中岳。”刘良注：“神州，洛阳也。”这说明“神州”就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混元圣纪》：昔在神州，以神仙之道教化天下，上自三皇，次及五帝，修之皆得神仙；《太清金液神丹经》：但古圣人以中国神州，以九州岛配八卦，上当辰极，下正地心，故九州岛在此耳。
神州 文献记载
《绎史·黄帝纪》："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国。"神农及以前辖有大九州——---与神州等同的州，分别是神州，迎州，戎州，合州，冀州，柱州，玄州，咸州，扬州。从《山海经》来看，大九州之说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先民早就分布到世界各地，以北亚，东南亚，太平洋诸岛和美洲为最多。从考古发现来看，细石核的年代以华北最早，西伯利亚，日本，北美西部细石核绝对年代依次递减，是华北人迁移的路线。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中国先民的把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体现在文物，语言，民俗上，有领人信服的证据，只是多数次人对此缺乏专业知识，但不应妄称不可信。即使不是直接管理大九州，中国先民在太昊，神农时代向外迁移，其足迹达到世界许多地方也是事实。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先列中国名山大川……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一般认为中国古代以中国为天下，并不是事实。中国仅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或九分之一。古人知道世界很大，所以者有大九州的说法。有人说赤县神州得名于炎帝神农。《山海经》的《五藏山经》，《海内经》与神州的范围大致相当，《海外经》，《大荒经》远及海外。《淮南子。地形》所列九州相当于大九州，其它地方谈到九州是赤县神州。
《尚书·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舜分全国为十二州。尧时洪水滔天，共工，鲧治水失败，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史记·夏本纪》)治服洪水的同时划定了九州。有人说禹治九州，是《左传。昭公四年》的："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此为"小九州"，其地域不出晋中，晋南，豫西，陕西东南。这种观点是疑古的产物。"九州之险"并不是九州的全部，"小九州"之说以偏概全，低估了大禹的功绩。《禹贡》所载山川，地名，如三危，碣石，彭蠡，山民山，不仅比"小九州"大，也比一般人所说的"中原"要大。考古学上应当明确：尧舜禹时代有共主，有诸侯，甸服，绥服，要服，荒服有不同的义务，考古学文化面貌不同，是在情理之中的，据这些不同就说夏的疆域仅限于"小九州"一带，是不切合实际的。名义上臣服的方国，不可能完全接受共主所在方国的文化，但文化从中心地带向外扩散，也能影响邻近的方国。
《通鉴外纪·包牺以来纪》："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势，财度为九州，谓之九囿。"相传人皇氏兄弟九人，称九头纪，为十纪之首。按这种说法，人皇氏之时已分九州。《逸周书。尝麦解》："九隅无遗"(蚩尤追黄帝，战斗惨烈。
《宋史·卷四百二十三·列传第一百八十二》吴泳：“诵往哲之遗言，进谋国之上策，实不过曰内修政事而已。然所谓内修者，非但车马器械之谓也。衮职之阙，所当修也；官师之旷，所当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当修也；本兵之地弗严，所当修也；直言敢谏之未得其职，所当修也；折冲御侮之弗堪其任，所当修也。陛下退修于其上，百官有司交修于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后申警国人，精讨军实，合内修外攘为一事，神州赤县，皆在吾指顾中矣。”
《宋史·卷四百七十六·列传第二百三十五·叛臣中·李全上》彭义斌致书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曰：“不诛逆全，恢复不成。但能遣兵扼淮，进据涟、海以蹙之，断其南路，如此贼者，或生禽，或斩首，惟朝廷所命。贼平之后，收复一京三府，然后义斌战河北，盱眙诸将、襄阳骑士战河南，神州可复也。”
梁启超 《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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